《岛夷志略》写了些什么？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之所以写山川河流、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田土等自然地理，是为了认识这片土地，不至于迷失道。之所以写居室、饮食、服饰、风俗、性情等人文地理，是为了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便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盐、酒、食物这些日用品，是为了便于商船进行物资补给，免得忍饥挨饿。至于对各地土产和“贸易之货”的详细记载，其目的最简单：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最关注的就是你需要什么，我能给你什么。
《岛夷志略》记载的各地土产、奇珍异宝名目繁多，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好在早于《岛夷志略》成书的《南海志》卷七《舶货》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这一分类包括宝物（如象牙、犀角、鹤顶、珊瑚、龟筒、玳瑁等）、布匹（如白番布、花番布等）、香货（如沉香、速香、降香、檀香等）、药物（如胡椒、丁香、硫黄等）、诸木（如苏木、乌木、红紫等）、皮货（如鲨鱼皮、皮席等）、牛蹄角（白牛蹄、白牛角）、杂物（如黄蜡、花白纸、藤席、藤棒）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岛夷志略》的各篇，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降真香、沉香、速香、胡椒、黄蜡、象牙、翠羽、木棉、青布、占城布、苏木、槟榔等十几种。
《岛夷志略》记载的“贸易之货”也是名目繁多。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那“贸易之货”则是售卖的对象。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海上航线是漫长的，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过程中，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该书的“麻逸”一节记载的“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铁器、炊具、纺织品、乐器，都在“贸易之货”行列。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国货”，那么象牙、胡椒、麻逸布、樟脑等“贸易之货”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
列出上述商品名称，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他不仅是个物，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物。他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
据元代法律《至正条格》卷第十二《断例·厩库·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壹佰柒下，船物俱行没官……” 当然，元朝的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为的是养家糊口、发家致富。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国朝如是之大且远也”，但他在《岛夷志略》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违禁品”贸易，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
且不管动机如何，货已备齐，接下来就是如何开张啦！做生意不能只有货没有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式不一，正如《岛夷志略》书中所说“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使用，与中国铜钱异”。除了铜钱，元朝还使用中统钞。这样，就出现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问题。像交趾（时称安南大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国流通铜钱，交易时“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再如乌爹国（在今缅甸），该国“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贝八”子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在今泰国华富里）、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今马尔代夫）等地也流通。当然，贝壳币毕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货币，像龙涎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亚齐附近）则使用金属货币，“货用金银之属博之”。再如明家罗（在今斯里兰卡卡卢塔拉附近），“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身入岛夷世界，人生地不熟，光有钱有货还不行，做生意离不开当地商人。例如，当商船抵达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之后，就有“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苏哈尔港)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内容是宝贵的，那该采用什么体例加以组织呢？在形式上，我们在《岛夷志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的影子。
不过，“岛夷”并非一个好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个不招待见的词自然被元代继承和发扬，以此区别于华夏、中土。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天地元气“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言外之意，岛夷们得不到天地正气的垂青。岛夷这顶帽子在元代被扣在日本、高丽等头上。黄溍发出豪言壮语：“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
岛夷的世界很大，汪大渊的岛夷并不包括日本和高丽，并不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那样突出地表现朝鲜半岛。为了描摹自己看到的岛夷世界，汪大渊借鉴了《禹贡》的笔法。此举并不奇怪，《禹贡》被视为“古今地理志之祖”，模仿它，不丢人。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长安—天山廊道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两年前，泉州、广州等九市联合申报的海上丝绸之史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必须清楚丝绸之的海陆之别。丝绸之的本意，是指陆上连接东的商道，起初它的大运输物资是丝绸，由此得名。既然是商道，是用来做生意的，必须考虑到成本，考虑投入产出比。所以，这其实是个经济地理学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首都也从偏西的长安、洛阳迁至更靠近沿海的城市。元代的泉州、广州、庆元、杭州、温州、澉浦等外贸港口，无一例外位于南方沿海。这样，海运就成了国际贸易的最佳交通方式。
所以，在《岛夷志略》里，我们发现一船货物里既有粗瓷碗、大瓦罐、铁锅、铜鼎等体积重量都很大且价值较小的货物（例如，1969年在广东省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就出土了元代龙泉窑瓷碗），又有木材、铁块、象牙等重量较大且价值较大的货物，更有金银、鹤顶、珍珠等体积最小且价值最大的货物。至于各色布、绢、缎、帛，更不在话下。可以说，海上丝运载的货类和数量远非上丝可比。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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